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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其结果是工作时长的陡然减少。法国男性目前的退休年龄比1965年时提前九年，而寿命则长出了六年──这意味着，与近50年前相比，法国男性平均可以多拿15年的养老金。

欧洲企业的发展经验也很成功。密切关注欧洲财政危机可以帮助亚洲领导人避免重蹈欧洲大陆的覆辙，躲开那些会降低生产力的过头做法。）亚洲从欧洲那里可学到的东西很多。亚洲人担心自己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对于更富足、更长寿的生活，欧洲人所做出的反应则值得亚洲引以为戒。

2010年，韩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7岁。亚洲的贸易可以更便捷一些，商业环境可以通过减少繁文缛节而有所改善。第一，刚才我说了，从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来看，中国的状况现在才达到日本1950年代末的状况，所以，两者的增长潜力很不同。

劳动力在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是一个长期的因素。当年克鲁格曼批评东亚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时就断言，因为投资增长太快了，边际回报率会下降。以这个眼光看中国今天的楼市，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考虑到人均收入每年接近10%的增长，房价的上涨就更多地反映的是我们未来收入的增长前景。我们90%多的出口其实集中在长三角加广东。

而城镇化正好可以帮助推动消费和投资的扩张。这就是所谓的墨菲定理：对政策影响力最大的观点往往也是经济学家最难达成一致的观点。

我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一个可改革的制度比一个完美而不可改革的制度更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过度再分配的问题更大，因为你连创造足够就业的能力都没有了。而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还有教条的国内追随者，往往认为，要现有好的制度，经济才能发展。你看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讨论得多么深入，包括电力和铁路体制改革，可是，政府并不能很快拿主意。

然后，经济学家在对一个经济未来增长前景做出估计时应该要往后看。上海经济评论：当下谈改革很多，你觉得现在改革的动力有吗？张军：现在多数经济学家希望的那些改革是要自上而下推出，通过所谓顶层设计来实施。对我们而言，我最前面说过，重要的是要通过改革不断适应新的发展条件和阶段。以需求而论，出口与进口的影响正好相反，所以，代表外部需求的其实是出口与进口之差，也就是贸易余额，由于这20年我们的贸易余额只占GDP的4%左右，所以外部需求的力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他们如果过于强大，过分影响了政府，那也很糟糕，因为他们更多地要求再分配。东亚经济告诉我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不是铁板一块，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诉求和利益的多样化，利益的诉求多样化之后会带来新的政治需求，需要被代表，所以政治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状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治也会走向多元，不断走向开明和民主。

当然，张军一直表明，中国经济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改革政府公共部门，维持体制的柔性、可改革性，让它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调整。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体制要服务于经济发展。

中国的政治体制早已开放，这是大势所趋，不可回头。只要中国政府继续保持中立、不受利益集团的过大影响，确保体制从长远看能够保持开放，就能不断去适应外部和内部变化的环境与条件。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利益集团出现，关键在于怎么样控制利益集团的膨胀。其三，在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张军认为政治体制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决定制度的发展和制度的质量而不是相反。这涉及改革的技术性问题。韩国就是一个很典型机自危出的例子。

结果房地产自然成为了2008年之后三年吸纳超量货币的行业。很多人都把现在的中国和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作比较。

张军：理论上说，成本总是跟生产率有对应的关系，因为成本从另外角度讲就是收入，那么生产率增长多少，成本也增长多少。即使是一个发达国家，过度再分配的后果也还是很严重，欧债危机暴露的问题也就是这个。

所以等到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大之后，宏观的投资回报率就会上升。很多企业，包括三星被推向了更高的技术前沿。

同样是省会城市，西北和东南地区的房价差别巨大，这主要反映了它的人均GDP的差异。如果真存在的话，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准确预测周期了，经济世界就变简单了。可能在每个十年，我们对政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4月2日刊出的长篇访谈中，韦森同样也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以及产能、债务等问题的担忧。

结果是什么？本来你的生产率在缓慢地上升，但购买力就突然上去了，最后这些购买力只能冲高价格。上海经济评论：你的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推算方法是怎样的？张军：按照经济学家应该有的推算方法，首先要从Convergence(收敛)出发。

现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很多都在解读城镇化这个概念，担心城镇化会不会变成造城运动，进一步推高中国的投资率，恶化投资回报率。起码地价与房价的关系也应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

要改的重点是，中央政府拿的收入和承担的责任要调整到基本匹配的程度。其中广东一个省的出口占将近30%，长三角占40%，再加上山东、渤海湾这边，90%超过一点其实都在沿海地区。

比如俄罗斯、墨西哥这样的地方，看上去也许政府也很强大，其实很弱，因为它的利益集团很强大。更重要的是，这些改革的阻力很大，需要中央有改革的决心。上海经济评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张军：在1994年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之后，中国基本上是具有了一个保持长期增长的基本体制的。上海经济评论：对，包括国企改革也是……张军：是啊。

在西方国家，这的确是个严峻的问题。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劳动力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城乡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速率也可能在下降，农村人口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流量也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大，毕竟持续20年了，也会慢慢地下降。

经济学家历来认为经济的变化中存在着长期的因素。日本在1973年从9%的增长率掉下来，增长率下降了一半还多。

这些长期因素的变化自然会推动工资水平的上涨。大家都觉得为什么讨论当年不能出台政策呢？可能权衡下来很多事情还做不了，因为现在剩余的那些大国企很多都在承担着社会责任，如果没有很好的方案，一旦失去政府的控制，情况会更糟糕。